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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热
自1987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调整以来,有关恢复徽州地名的建议此起彼伏。 “乡愁是和地名联系在一起的。”李辉对于徽州地名的消亡始终“耿耿于怀”。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他转述了一个曾经感动了自己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有位老兵到了台湾后一直没有回过大陆,后来老兵让自己的孩子回来找自己的故乡,但是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多番周折后在民政部档案里才查询得知地名已改。于是老人写了封信回来,表示大陆经济发展得很好,老人很高兴,但是地名能不能不改?因为这些地名就是他们回家的路。 “对于离开故乡的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群体,他们的记忆与从小生活的地方有关。”李辉说。 1998年4月17日,李辉即在《人民日报》“大地周刊”发表《可惜从此无徽州》。 据其讲述,文章引发各方反应,“我们先后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大部分赞同恢复徽州地名,包括黄山市的多位读者。当时,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健在(2003年去世,享年88岁),与陶行知同是徽州人。她从南京致信于我,非常赞同我的意见。我们将信压缩后,以《陶行知夫人致信本报恢复徽州地名是明智之举》为题发表。” 4月13日,李辉又在《人民日报》发文写道,为《志愿军战歌》谱曲的周巍峙先生,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主席,他爷爷那一代逃荒离开徽州,虽然周巍峙没有在徽州出生,但徽州一直在他心中。他的儿子周七月说,父亲一直想找到徽州的家乡,并且认为徽州地名被黄山替代,是一大遗憾。他根据父亲提供的堂号,前往徽州,找到了祖辈生活过的村庄和祠堂。去世两年之前,周巍峙在妻子陪伴下,终于回到徽州祖籍所在地,了却心愿。 成长于徽州的安徽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叶维根向澎湃新闻谈起,“就我所接触的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应该改回徽州。尤其是文化圈里,谈起黄山这个名字总觉得不伦不类。” 人们热衷“徽州复名”讨论,还与方兴未艾的“徽州文化热”联系紧密。 黄山市政府网站总结,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 “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即便已经更名黄山近30年,黄山市政府网站依然专门辟出一块“人文徽州”专栏,详细介绍徽州种种传世文化。 李辉不无感慨地说,徽州,是历史,是文化,是现实与传统连接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写建筑史,不能不提到徽派建筑。粉墙青瓦,木刻砖雕,明清遗韵,至今令观光客、令研究者流连忘返。说起商业,少不了徽商的风光。‘无徽不成镇’,这个说法是当年历史上徽商崛起的最好印证。说起京剧,谁人不晓徽剧?二百年前‘徽班进京’,拉开了京剧历史的序幕。文房四宝中,徽州的徽墨、歙砚,大名鼎鼎,历久不衰。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著名历史人物,为他们的故乡赢得了荣光。安徽省的名称,更是少不了这个‘徽’字。” 许宗元直言,舍“徽州市”而用“黄山市”是典型的割舍历史的行为。他引述人们常说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认为恢复地市级徽州地名,必大大裨益于徽州文化之走向世界。 叶维根说,“一个地区的名称,实际上是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符号与表征。与徽州这一地名相联系的就是徽商、徽墨、徽菜、徽雕、徽剧以及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没有了徽州这一名称,这些历史、文化、技艺就成了‘乌合之众’。” 刘晖也在文章中写道,徽州改名黄山,使徽州文化的地名载体消失,历史中断,徽州文化名牌也随之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经济与法律的视角 2015年,叶维根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期刊《文化研究》上发表《恢复徽州原名有利于黄山区域经济更好发展》一文。 叶维根认为,徽州改名并未对黄山旅游经济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逻辑上说,如果改名是一个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手段,在时下全国各级政府都以GDP为考核目标的情形下,至少大部分景区都会自觉地追求景区和辖区名称的统一。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根据笔者的统计,目前全国有39个山岳型5A景区,景区名称和行政区名称不一致的31个,占景区数的80%;相同的有8个,占景区数的20%。也就是说,大部分景区并没有采用使行政区与景区统一名称的发展策略。而这8个与行政区统一名称的景区,多数历史上就重名。” 他还将同属安徽省的九华山与黄山作比。 “九华山和黄山一样,都是5A级山岳型著名风景区,又都享誉国内外。池州市并未因有一个著名的九华山而改名,甚至其山脚下的青阳县也未因此而换名。然而,这并未影响九华山这些年旅游经济快速发展,营业收入一举超越黄山风景区的局面(1995年黄山和九华山的营业收入分别是1.84亿元和1.04亿元,黄山高过九华山。而到了2011年,两者的营业收入分别是18.19亿元和48.46亿元,九华山远高于黄山)。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九华山和黄山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叶维根分析道,九华山景区之所以能从多年“老二”一举勃发,超过黄山,成为安徽旅游业的“老大”,实际上和近些年旅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有关。时下的旅游,人们越来越偏爱和重视文化历史等价值层面的东西,而九华山的宗教色彩,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 他认为,恢复徽州地名有利于黄山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因为这既“解决了地名上的混乱”,即黄山在行政地域名称中的多重存在: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又“拓宽了黄山旅游的内容,使区域旅游的概念顺势而出”;同时,也“更符合国家《皖南国际文化旅游区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章亚光老人则试图从法律的角度阐述见解。 2004年,章亚光在《合肥学院学报》上发表题为《徽州更名黄山和绩溪划出徽州的法律透视》的文章。 章亚光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条文,凡关系到一省、一地(市)、一县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徽州更名黄山”、“绩溪划出徽州”,决策之前没有履行这一法定程序。 “将绩溪县划入宣城地区的版图,事先连县委书记、县长都不知情,可想而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平民百姓更是不知情了。” 章亚光还引述《地名管理条例》第五条“地名的更名应遵守下列规定”中,“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这一要求,认为“徽州这个地名不是‘可改可不改’的地名,而是一个‘不可以改’的地名,也是一个‘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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